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爷们儿，我却一头扎进了江南的一座小城，在这儿一待就是十年之久。想当初，刚迈进这所大学的校门时，我心里那叫一个不乐意，满肚子的牢骚，跟个炮仗似的，一点就着。可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嘿，你猜怎么着？我还真就对这儿稀罕上了，就连带着把这座城市也爱得死心塌地。

大学四年，那时光“嗖”的一下，跟坐了火箭似的，转瞬即逝。学业一结束，爱情也跟着玩儿完，各奔东西。我呢，为了填饱肚子，四处奔波找活儿干，去面试了好几回，结果跟那些面试官互相瞅不顺眼，自然就没了下文。没辙，我只能天天窝在出租屋里，守着电脑，就这么熬过了毕业后那一段百无聊赖的日子。

眼瞅着社会上掀起一股报考事业单位的热潮，家里人一个劲儿地撺掇我。我心里跟明镜似的，就我这两下子，考上的概率，那简直低得够呛，约等于没有。可拗不过家里人，还是报了名，报完名后，就只能干等着考试结果，就像个囚犯等着宣判“死刑”一样。

这头刚报完名，家里那头电话就跟催命似的，三番五次让我先回老家找工作，等到考试再回来考，我虽说没多大能耐，可自尊心这玩意儿，还挺强，实在拉不下脸灰溜溜地回老家。但家里人催得紧，最后我一咬牙，好说歹说和家里人商量好，一旦等考试结束，就麻溜儿地卷铺盖走人。

考试那天，我都铁了心要离开这儿了，进了考场，那心里自然是一点儿负担都没有，答题答得那叫一个轻松惬意，稀里哗啦几下子，就把卷子给鼓捣完了。

考完出来，我寻思着，怎么也得跟还留在这座城市的几个同学聚一聚，给大学生活画个圆满的句号。于是，我就给张涛、胡彤、苏阳他们几个打电话，约好晚上在学校门口的小饭店碰面。

到了晚上，我们几个还跟往常一样，在学校门口的小饭店集合。这几个人啊，除了同寝室的那帮兄弟，那就是我大学里最铁的哥们儿了。我一直觉着，有些人不用成天黏糊在一起，只要在对的场合，眼神那么一对，再一起抽上几根烟，就能结成一辈子的交情。用我的话说，那就是大家“节奏”对上了，说白了，就是“臭味相投”。

虽说他们几个跟我不在一个寝室，可这点小问题根本不影响我们称兄道弟。尤其是同寝室的哥们儿毕业后都离开了这座城市，他们几个就成了支撑我在这儿坚持到现在的支柱。

不过如今形势不一样了，兄弟们都有了各自的事业，虽说有好有坏，但好歹都有份工作，比我这个整天混日子的强太多了。

我们常去的那家学校门口的饭店老板，还是一如既往地热情。这老板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大，想当初，他从摆个小大排档起步，我们就开始在他那儿吃吃喝喝，一路吃到现在，他都鸟枪换炮，从小街边的破摊儿搬进商品房店面了，规模大得店名都改了。以前叫“桃源排档”，现在改得文艺了，叫“文华山庄”。就因为这改名的事儿，我们还专门找他唠过，说他老改名，等过几年后再来，都找不着地儿了，还咋吃便宜的呀？老板就笑了笑，说：“只要我这老板还在，你们来了就是熟人价，要不然我不干了，你们来了也白搭。”我们哥几个一琢磨，也是这么个理儿，反正以后来吃饭还能图个便宜，管他叫啥名儿呢！

这顿饭吃得那叫一个压抑，大家心里都清楚我要走了，一开始都闷头不说话，光顾着喝酒。两瓶白酒下肚，酒劲儿“噌”的一下就上来了，酒疯也跟着开始发作。

胡彤那小子醉醺醺地抱着我的肩膀，一边使劲儿摇，一边喷着酒气：“阿晨，真要走了啊？”

我长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走了，兄弟，不走，难道还真跟着你卖‘护彤’啊？”

胡彤一听，脖子“唰”的一下涨得通红通红的，扯着嗓子嚷嚷道：“少他妈扯淡，老子可不是卖野药的，老子是华东区的医药代表！”

张涛在旁边憋着坏笑，特认真地抓起胡彤的手腕子，问：“表呢，表呢？让我瞅瞅你戴的啥表？”

他这话一出口，大伙“扑哧”一声，全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饭店老板也瞧出这顿饭的气氛不对劲儿，可他这人蔫儿吧唧的，平常就没啥话，心里好奇得很，可就是没多问，只是悄悄把我们剩下的几瓶酒拿走了。